羅仕東的《不合時宜》[1]有著類似的意圖，然而它是以什麼樣的形式和現實生活產生聯結的呢？乍看之下，《不合時宜》像是一件空間裝置作品，並且混雜了許多不同的元素，包括各式舊傢俱、舊物品，此外還有循環播放的聲音伴隨著間歇的燈光。這些東西彷彿令年聯想到19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美國藝術家如George Segal和Allan Kaprow在紐約州的農場工作室所實驗的「環境藝術」（Environment），觀眾有如置身在一個綜合許多材料的空間中，讓視覺、聽覺、觸覺乃至嗅覺因此展開。然而羅仕東顯然意不在此，他並不滿足於展示一個混雜的空間，反而強調作品的「持續」與「未完成」狀態，以及某種「藝術介入社區」的可能[2]。這些物件並不是被佈置好「固定」在那兒，而是隨著實際需求被挪動，換言之，即便我們用盡全身去感受這個環境，仍然無法察覺這個計畫真正的內容。
於是我們不得不借助張貼在展場入口的說明來理解《不合時宜》這個計畫。根據羅仕東自述，這件作品的開場（2010年11月27日）正逢五都市長選舉，在展場的內外兩個隔間中，外側房間的中央，平鋪了幾扇鐵窗充當台座，台座上面放置了一台映像管電視機，並且從寶藏巖居民那兒接來一條電視線，在當天直播選舉的投開票，這讓展覽的現場忽然脫離了藝術的孤立狀態，而即時地引進了一個正在發生的生活（政治）事件。
這種生活空間與藝術空間的交錯，並不只是並置了兩種情境，而更加展現在事前羅仕東對於整個展間的雜物的處置和行政程序的協商。作為一個在「寶藏巖國際藝術村」這樣一個「歷史聚落」的創作，《不合時宜》應用了大量原居民遺留下來的舊物品，它們如今已是管理單位（台北國際藝術村）的財產，為了借用它們，羅仕東因此展開了諸多協調，最終使《不合時宜》直接以藝術村的倉庫為展覽地點。他以類似管理員的身份，將這些列管為財產的東西仔細整清點理，依類別井然有序地集中放置。同時，倉庫的功能並未因為展覽的進駐而停擺，它仍然堆放寄存著東西，並且因應實際的行政需求而調整。包括在選舉結束後，隨著電視線的拔除，電視機就只播放著雜訊；再過了一個月多，外側房間被借用作為其他駐村藝術家活動使用，因此連電視機也撤掉了，充當台座的鐵窗也全都收了起來。
在這些持續的變化中，作品的運作並不是單純地被觀看，而是包含了使之成形的行政參與，其互動的對象並不是觀眾，而是藝術村的成員（正如倉庫的使用者也是藝術村成員）。對於觀眾來說，他們既不會（不敢）移動房間內的設施，也不會實際去接洽使用倉庫內的物品，只能透過藝術家的文字說明去想像這個計畫的運作機制，並且從展場中實際體驗一些裝置和大量雜物分類整序後的奇異景象。包括在外側房間中的新製成的門板和窗框，它們一疊疊倚牆而立；至於舊東西則集中到內側房間，中央並列了數排舊沙發和長藤椅，舊的木門和各種板材都靠牆安放，熱水瓶、茶具、餐具等也分類集中放在地上或桌上，牆邊還有一些木箱和木櫃，上面放滿了鍋碗瓢盆，深處的一張桌子上堆滿了老舊的收音機…。
面對大量的雜物，羅仕東以不同的方式來盤點。他明確記下新製東西的品項與數量，以合乎一個倉庫管理的實際功能，然而卻沒有統計內側那一整屋的舊東西，而是藉由他駐村以來的觀察，將那些已經被其他駐村藝術家或是藝術村的公共藝術計畫挪用的舊物品註記下來，將它們的去處和帶走它們的藝術家編寫成一段段小故事，用一種微弱到幾乎無法辨識的氣音播放出來，以這些舊物品為對象，訴說它們「同伴」的過去與近況。再加上滷素燈昏黃的燈光，在程式控制下有著間歇的明暗變化，使得內側房間猶如一個充滿故事的場景。然而這樣的故事仍然不夠強烈，羅仕東甚至在聯繫兩個房間的門口栓上一個鐵窗，鐵窗的高度曖昧地讓人們必需彎低了身子才能從下方通過，以致於觀眾在門前猶豫了，因為他們隔著鐵窗也能清楚地看到內部的陳設，舞台般的效果也更加明顯。
兩個房間因此形成了明顯的對照，不僅是新、舊物品的質地與品味的差異，也是現在與過去兩種世界的對比，以及藝術家作為行政工作執行者與夢想闡述者的兩種身份的對比。羅仕東選擇了一種特殊的工作方式來進入社區，他絕不是生硬地把「成品」塞入空間中，而是在盤點與夢囈間，真誠地表明了藝術家在世界與自我之間的處境。
[1] 展期：2010年11月27日-2011年2月28日，地點：台北市汀州路3段230巷14弄6-1號2樓（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內）
[2] 羅仕東，「移花接木計畫：第一階段──不合時宜」作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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